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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科學哲學中的幾個精妙比喻
外_匯_邦 WaiHuiBang.com   哲學家素以抽象思維見長,哲學文本大都充滿了概念論辯、邏輯推理、語言分折之類的東西——這是哲學的典型的方法和特色。www.emoneybtc.com但是,一些聰明的哲學家有時也借助形象思維,把比喻引進哲學論述,從而收到異曲同工、曲徑通幽、事半功倍之效。

 

  這些比喻往往十分精妙,把復雜深奧的哲學命題頃刻化解為易於領悟的意象,使讀者豁然開朗、渙然冰釋。同時,它所蘊涵的真谛、睿智和妙趣,也能使人們得到智慧的啟迪和審美的享受。外匯通金融投資培訓小編總結了一下科學哲學歷史上五個有名的經典性的比喻,擬和讀者共同分享其中的悠遠意境和幽微境界。

  一.雙篩

  “雙篩”之喻出自奧斯特瓦爾德(W.Ostwald,1853-1932)。他是德國著名化學家、物理化學和顏色學的奠基人和集大成者,1909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他就科學哲學、科學方法論、科學天才、科學組織、一般文化問題、能源、公共教育、人道主義、戰爭與和平、國際主義、世界語等問題提出了一系列誘人的見解和行動方案,是一位名副其實的哲人科學家。

  在1908年出版的《自然哲學概論》中,奧斯特瓦爾德在論述“因果律”時列舉了雙篩的比喻:“我們可以把世界比作是一堆沙礫,把人比作為一個比另一個粗的一對篩子。當沙礫通過算雙重篩子時,明顯相等的大小的細粒集聚在兩個篩子中間,較大的沙礫被第一個篩子排除,較小的沙礫被容許通過第二個篩子。斷言所有的沙礫由這樣的相等大小的細粒組成,恐怕是錯誤的。但是,斷言使細粒變成相等的東西的是篩子,同樣也是虛假的。”

  在這個“雙篩”比喻中,一個篩代表因果律中主觀的成分,一個篩代表客觀的成分。奧氏認為原因和結果這一科學推論的最普遍的形式,在因果律的名義下被提高到先於所有經驗的原理和使經驗成為可能的真正條件。他從進化認識論的視角解釋說:通過人的特定的生理組織,最普遍涵義上的記憶——正像在有機體中已經反復發生的那樣,與全新的過程類型相比較,這樣的過程容易進行——即(在恆定地改變的過程的多樣性中再發生的部分)概念的形成特別被激勵和被推動。

  經驗的再發生部分以此跨入突出地位,由於它們對於生命安全的至高無上的實際意義,在進化和適應理論的意義上完全可以說,有機體、尤其是人的有機體的生命的整個結構和模式,甚至也許生命本身,都穩定地與那種預見密切相關,從而也與因果律有關系。如果樂意的話,可以稱這樣的關系是先驗的關系。就個人而論,它無疑是先驗,因為他從他的雙親那裡通過遺傳而得到的整個組織已經在這樣的影響下形成了。對於種族而言,它是後驗的,是人類在長期進化過程中獲得的經在機體中的積澱。

  奧斯特瓦爾德進而表明,我們以特殊的樣式對我們的經驗作出反應,由這種樣式引起因果關系的環境有時用這種方式表達:原因和結果的關系在自然界中並不存在,而是由人引入的。在這種表達中的真理成分在於:人們不得不假定,處於進化過程不同階段的各種各樣的生物也許能夠,或者也許必須按照截然不同的相互關系排列它們的經驗。但是,因為我們沒有這樣的生物的經驗,所以我們沒有可能形成關於它的行為的正確觀點。

  另一方面,我們必須認清,至少在形式上可以構想不具有重合部分的經驗的世界。因此,在這樣的世界上,預言是不可能的。即使在被賦予記憶的生物中,這樣的世界也不會以自然定律的樣式喚起各種經驗的概念和概括。奧斯特瓦爾德在這裡並沒有偏執於主觀主義的極端。他緊接著強調,我們必須明確認識到,除了形成關於世界的知識的主觀因素外,或者除了依賴於我們的生理-心理結構的因素外,還存在著我們必須直接加以考慮的客觀特征,或者獨立於我們的特征,就自然定律而言,也包含著客觀部分。正是為了形象而清楚地描述知識與我們心智的關系,為了一目了然地揭示自然知識中存在的主觀成分和客觀成分,他提出了“雙篩”比喻。

  二.魚網

  “魚網”之喻出自愛丁頓(A.S.Eddington,1882-1944)。他是英國著名的天文學家、物理學家、數學家,也是一位頗有成就的科學哲學家——著有《物理世界的本性》(1928年)、《科學與未被察覺的世界》(1929)、《科學的新途徑》(1935)、《物理科學的哲學》(1939)等。

  愛丁頓的哲學思想深受柏拉圖和康德的影響,他的同胞、哲人科學家克利福德(W.K.Cliford)和皮爾遜(K.Pearson)的論著也在他的思想上打有烙印。在愛丁頓看來,人不可避免地企圖 獲得關於存在於他意識之外的某物即“外部世界”的知識。於是,愛丁頓就面臨著那個為主觀主義所特有的問題,他必須說明,局限於我們自己的意識的知識如何能夠成為關於處在我們意識之外的某物的知識。他的解決辦法是新康德主義的:他認為只有當“外部世界屬於意識的本質時,經驗才能夠使我們熟悉他的特性。於是。

  “外部世界”就是意識,就是生命;所有關於外部世界的知識,所有“客觀的”知識,就是關於精神的知識,那個純粹客觀的世界就是精神的世界,物理學所能做的只不過是“反映它的影子”或者“把它符號化”。但是,愛丁頓不情願地得出下述極端的結論,即斷定“物理世界”直接就是主觀的,並且是存在著的惟一一個世界。在他的哲學中,“外部世界”是“給價值留下地盤”的一種方式,同時也表現了他對客觀性這個觀念的尊重。

  為了明晰地闡述他的所謂“選擇主觀論”——非常接近康德的先驗論,但也注意到科學知識的某種客觀因素——的哲學思想,愛丁頓在《物理科學的哲學》一書中借用魚網作了一個妙趣橫生的比喻。

  我們假定,一位魚類專家正想探究海洋中的生命。他舒臂撒網,而且捕獲了一定數量的海洋生物。他檢查了自己的捕獲物,……並由此作出了兩項概括:

  凡海洋生物皆長於5厘米。凡海洋生物皆有鰓……

  捕獲物相當於物理學知識體系,網相當於我們運用的思維裝置和感官工具,撒網意味著觀察。顯然,捕獲物即物理學知識具有(1)主觀和(2)客觀的特征。因此,我們的知識雖然不是絕對地、但本質上是完全由我們的感官和思維機能的結構決定的。正是基於這種觀點,愛丁頓晚年試圖推導出先天的,即不依賴於經驗的根本性的自然常數和自然法則。

  三.船只

  “船只”之喻出自紐拉特(O.Neurath,1882-1945)。他是一位很有影響的奧地利哲學家,維也納學派的組織者和發言人。他對社會學、政治學以及教育學也十分感興趣。作為邏輯經驗主義者,紐拉特提出物理主義的觀點:一切經驗(包括心理的和社會的)陳述,即一切既非重言式也非胡說的話,原則上都能夠表述為關於時空中的物理對象和活動的陳述。

  這實際上揭示出主體間理解和統一科學語言的可能性。他還認為,證實原則本質上在於將一些陳述與其他陳述相比較,而不是直接與經驗相比較(這一看法無疑來自迪昂)。此外,科學統一、真理融貫論、強整體論(同樣源於迪昂)也是他的哲學創造。

  紐拉特由於具有迪昂的整體論思想,從而認為科學知識並無穩固的經驗基礎,也無石裡克和卡爾納普所謂的純粹記錄經驗觀察的語句,即原始記錄語句或原子記錄語句。他在“記錄語句”一文中論述說,具有統一科學語言的高度精確的表達式,隨著知識的進步不斷地增加。然而,即使如此,這樣的科學術語也沒有一個是完全精確的,它們必定是含糊的。

  由純粹原子語句構成的理想語言是和拉普拉斯的精靈一樣的形而上學的虛構。不能認為科學語言及其符號系統的日益發達就已趨近這種理想語言。為了清楚而生動地闡明他的見解——“把決然確立的純粹記錄語句作為科學的出發點是辦不到的”——他形象地比喻說:

  “白版是不存在的,我們像水手一樣必須在大海上修復船只,而決不可能在干船塢中拆卸並用最好的材料修復它。只有形而上學成分可以不留痕跡地消失。而含混的語言組合總會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保留下來作為船的組成部分。如果含糊性在一處減省了,它就會在另一處增加。”

  愛因斯坦對紐拉特的觀點十分贊賞,對其比喻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1952年與卡爾納普談話時說:“沒有巖石底座,只有紐拉特要修復的船漂浮著。”奎因也承認,“紐拉特的關於船的惬意的圖像”對他提出整體論有“一些影響”。

  四.沼澤

  “沼澤”之喻出自波普爾(K.Popper,1902-1994)。他是20世紀最著名的科學哲學家和社會哲學家之一,他以其批判理性主義、證偽主義、進化認識論以及開放的自由主義、反歷史決定論而名滿天下。

  在彭加勒的約定論和迪昂的整體論以及其中所包含的不充分決定論、觀察滲透理論、判決實驗不可能、歸納法不切實際等思想的影響下,波普爾對於把經驗作為科學的牢固基礎的傳統觀點提出疑問,認為所謂基礎陳述都是相對的。

  為了論證“客觀科學的經驗基礎沒有任何‘絕對的’東西”,他巧妙地引入了一個趣味盎然的比喻:

  科學不是建立在堅固的基巖上。可以說,科學理論的大膽結構聳立在沼澤之上。它就像樹立在木樁上的建築物,木樁從上面打入沼澤中,但是沒有到達任何自然的或“既定的”基底。

  假如我們停止下來不再把木樁打得更深一些,這不是因為我們已經達到了堅固的基礎。我們只是認為,在木樁至少暫時堅固得足以支持這個結構的時候停止下來。

  五.堅果

  “堅果”之喻出自拉卡托斯(I.Lakatos,1922-1974)。他是英籍匈牙利人,著名的數學哲學家和科學哲學家,歷史主義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闡述迪昂-奎因論題——“如果有足夠的想象力,便可以通過適當調整一個理論所置身的背景知識,使該理論永遠不被‘反駁’”——以及在批評樸素的證偽主義和所謂的“判決性實驗”主張時,用一個貼切而絕妙的比喻。

  描繪出他所批評的對象的內容:樸素證偽主義者堅持,假如我們有一組矛盾的科學陳述,我們必須首先從中選出一個受檢驗的理論(作為堅果);然後我們必須選出一個已經接受的基本陳述(作為錘子),而剩下的便是沒有爭議的背景知識(以提供一個砧子)。為了使這一觀點有力,我們必須有一種“硬化”“錘子”和“砧子”的方法,以便我們能夠打破“堅果”,從而作出一項“否定的判決實驗”

  。但這種劃分的樸素“猜測性”太任意了,它並沒有給我們帶來任何硬化(另一方面,格林鮑姆則應用了貝葉斯定理,以表明“錘子”和“砧子”在某種意義上具有很高的後驗概率,因而具有足夠的“硬度”來作為堅果破殼器)。

  拉卡托斯的結論是:“同樸素證偽主義相反,任何實驗、實驗報告、觀察陳述或業經充分證認的低層證偽假設都不能單獨地導致證偽。在一個更好的理論出現之前是不會有證偽的……

  只有根據某個優勝理論,以事後之明鑒才能在眾多的反常中確定哪些是‘判決性的反證據’或‘判決性實驗’。”至於他所說的“迪昂認為硬核崩潰的原因純粹是美 學上的原因,而我們認為主要是邏輯的和經驗的原因”,則是對迪昂的整體論思想的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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