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跟華爾街之間隔的是什麼？一道門，一道“旋轉門”。www.emoneybtc.com官搖身一轉就是商，商搖身一轉就變成官。

　　說起來，官是官，商是商，一邊是經營者，一邊是監管者，原本不該界線模糊，但正如兵可能變匪，匪可能變兵一樣，真正明晰的界線往往只存在於理論當中。現實裡，“旋轉門”已經成一種非常常見的模式，當然，也總是伴隨著無止盡的爭議。

揭示美國政界商界無縫切換的“旋轉門”漫畫。所謂“旋轉門”，指的是個人在政府部門和私人部門之間不斷轉換角色、穿梭為不同集團服務或牟利的機制。

　　其實，進而官退而商的傳統在美國“古已有之”，貫穿著200余年的國家歷史。首任財政部長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就是這樣一個人，他既是政治家、也是法律家和金融家，1784年親手創建美國歷史最久的銀行：紐約銀行，而紐交所的雛形還要等八年後才會誕生。

　　不過，一般都認為，“旋轉門”真正打開，還是在上世紀的三十年代。

美國國父之一漢密爾頓。他只活了不到50歲，貴為財長的他與當過副總統的阿龍-伯爾非法決斗，遭重創死亡。

　　狐狸看雞

　　1934年，在1929年股市大崩盤給國家利益和人民財富帶來巨大損失後，痛定思痛的美國相繼通過兩部證券相關法案，並建立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即現在習稱的美國“證監會”，而在首任主席人選上，羅斯福總統走出一步妙棋，提名了老肯尼迪(Joseph Kennedy)。

　　老肯尼迪是著名的肯尼迪家族的第二代，兒子當中後來有一位和羅斯福一樣當了美國總統。接受任命時，老肯尼迪其實也是金融界的大鳄級人物。他曾任哥倫比亞信托銀行總裁，但更多的時候，他都是一個“獨行俠”一般的交易商，而且獲得了巨大利潤。這只超級“老狐狸”當然深谙華爾街上“小狐狸”翻雲覆雨的各種手腕，上任後果然將證券市場管得井井有條，“狐狸看雞”大獲成功。

老肯尼迪與自己的長子小約瑟夫(左)和次子約翰，攝於1931年。長子1944年死於轟炸納粹德國，而次子約翰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肯尼迪總統，46歲遇刺身亡。

　　再後來，穿越“旋轉門”的名角兒便層出不窮…幾十年風雲變幻，今日身份在官與商之間頻繁切換的要人，更是數不勝數，而其中很大一部分都來自大名鼎鼎的高盛。

　　無圖無真相，列一張不完全名單，都是些知名度較高，近年來不時出現在大眾視野中的名字：我們列出的職銜很大一部分是前職，就不一一注明了，門轉圈而已。

　　威風凜凜高盛幫

　　魯賓(Robert Rubin)——高盛董事長、首席運營官；克林頓政府財政部長；花旗副董事長、私募投資公司Insight Venture Partners特別有限合伙人。

　　保爾森(Hank Paulson)——高盛首席執行官；小布什和奧巴馬政府財政部長。

　　佐利克(Robert Zoellick)——老布什政府經濟及農業事務副國務卿、白宮副幕僚長；高盛資深國際顧問；小布什總統任期內出任美國貿易代表、世界銀行行長。

　　希爾扎德(Faryar Shirzad)——小布什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總統國際經濟事務特別助理、國際經濟事務國家安全顧問；高盛副總裁。

　　薩默斯(Larry Summers)——奧巴馬總統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財長；高盛和JP摩根等多家機構主題發言人、D.E Shaw等對沖基金顧問。

　　帕特森(Mark Patterson)——高盛首席游說官；奧巴馬政府財政部辦公室主任。

　　詹斯勒(Gary Gensler)——高盛金融資深合伙人；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主席。

　　杜德利(William Dudley)——高盛首席經濟學家、常務董事、合伙人；紐約聯儲主席。

　　博爾滕(Josh Bolten)——高盛法律及政府事務部門主管；小布什政府白宮幕僚長、管理與預算辦公室主任、白宮政策副主任、2000年小布什大選政策主管。

　　弗裡德曼(Steve Friedman)——高盛董事長；紐約聯儲主席。

　　斯蒂爾(Robert Steel)——高盛副董事長；小布什政府財政部部長助理。

　　呂貝克(Theo Lubke)——紐約聯儲主席；高盛首席監管改革官。

　　卡什卡利(Neel Kashkari)——高盛副總裁；財長保爾森特別助理；金融穩定辦公室主任，參與“不良資產處置計劃”制定；PIMCO常務董事。

　　科爾津(Jon Corzine)——高盛首席執行官；參議員、新澤西州州長；明富環球首席執行官。

　　伊曼紐爾(Rahm Emanuel)——高盛合伙人；克林頓總統政治事務助理、政策和策略資深顧問，眾議員，奧巴馬總統幕僚長，芝加哥市長。

　　霍馬茨(Robert Hormats)——高盛(國際)副董事長；奧巴馬政府經濟增長、能源和環境事務副國務卿。

　　默菲(Philip Murphy)——高盛(亞洲)總裁、資深董事；美國駐德大使。

　　克雷格(Gregory Craig)——奧巴馬政府白宮法律顧問；高盛證監會訴訟首席辯護律師。

　　法雷爾(Diana Farrell)——高盛分析師；奧巴馬政府國家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總統經濟政策副助理。

　　斯托奇(Adam Storch)——高盛商業情訊副總裁；證監會執行部門運營官。

　　沙阿(Sonal R. Shah)——財政部資深顧問；高盛環境政策副總裁；奧巴馬政府白宮社會創新與公民參與辦公室主任。

　　千夫所指

　　甚至，高盛觸角所及，已跨越大西洋：歐央行行長德拉吉(Mario Draghi)做過高盛(歐洲)副總裁，意大利前總理蒙蒂(Mario Monti)做過高盛國際顧問，而曾任加拿大央行行長、現任英國央行行長的卡尼(Mark Carney)曾在高盛效力十多年。2011年，德拉吉和蒙蒂雙雙上位的時候，英國《獨立報》曾做過《高盛：歐洲新主人》的專題報道。

歐央行行長德拉吉，他相當於是19個歐元區國家央行的總舵主。

英央行行長卡尼，此前他是另一個G7國家加拿大的央行行長。

　　正是：天下風雲出華府，華府風雲出高盛。

　　一家華爾街投資銀行居然有如此之多的“畢業生”出任高官，又有如此之多華盛頓“畢業生”投入他們旗下，而且這些人在華盛頓的崗位又大多集中在與高盛關系極密切的經濟和金融領域，這就很難讓人不產生各種聯想，擔心其間的利益沖突了。

　　美國批評家華倫(Christopher Whalen)干脆說，高盛就是“一家披著投資銀行皮的政治機構，和政府最高層坐在一起談笑風生”。

　　比如，2008年後經濟危機及救援時期，就是高盛頻頻成為千夫所指的一段日子。好比饑荒年代，別人都面有菜色，獨獨你滿面紅光，而且你家裡還有人在糧庫工作，你說沒事，誰信？

占領華爾街運動期間，高盛CEO布蘭克梵的畫像成為抗議者怒火的發洩對象。高盛一直被美國左派人士視為華爾街罪惡的淵薮。

　　瓜田李下

　　當年五大投行，美林破產後被美國銀行收購，貝爾斯登破產後被摩根士丹利收購，花旗被迫拆分，唯獨高盛與大摩元氣未曾大傷，即便大摩，在業績和股價等方面的表現也無法與高盛相提並論。

　　回到當初，2008年危機爆發時，美國政府無所動作，坐視雷曼兄弟高盛崩潰，但短短幾天後便做出全力救援美國國際集團(AIG)的決定。對此，官方解釋是，市場已對雷曼兄弟的破產做了一定准備，但AIG的問題太復雜，牽涉面太廣，一旦局面無可挽回，對美國和全球市場的影響將要嚴重得多。

　　不過，還是有懷疑者認為，這主要是因為高盛與AIG之間有太多交易，一旦AIG破產，高盛將面臨慘重損失，而當時的財長保爾森正是高盛CEO出身。甚至，有中國陰謀論者事後收集各種蛛絲馬跡，經過層層推斷，得出更令人“大吃一驚”的結論：美國政府和華爾街是有意聯手“謀殺”雷曼兄弟，以達到“隔自己肚皮打牛”，損害歐洲和中國利益的目的。

保爾森與總統布什在一起。面對雷曼等研發的“大規模金融殺傷武器”引發的金融危機，布什用華爾街老狐狸保爾森來救火是眾望所歸。

　　可是，不管怎樣，高盛從AIG救援行動中獲得數十億美元好處，這總是無可爭議的事實——盡管獲得好處的，並不止他們一家。

　　利益沖突

　　還有，救援行動展開時，財長是前高盛CEO保爾森，而他指定來監督不良資產處置計劃(TARP)資金使用情況的卡什卡利則是高盛前副總裁。保爾森的後任蓋特納，也是靠著一個高盛人圈子的能量來幫助自己展開工作的——這也是事實。

　　高盛的前高管們直接管理金融救援行動，而高盛自己則直接接受不良資產處置計劃的資金，這自然會引發利益沖突的擔憂。無論是欣賞者還是批評者都承認，高盛影響力與日俱增，而高盛利益與美國的國家利益，並不能總是重合的。

被譽為超人的保爾森。面對山呼海嘯的金融危機，美國人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保爾森曾回憶，多次夜不能寐，唯恐在錢場而不是戰場上恥辱地輸掉美國200多年國運。

　　總之，在美國政界和民間，對高盛為代表的華爾街與華盛頓之間的“旋轉門”的存在已高度敏感，而一些事情似乎也證明了他們的擔心。

　　2014年底，高盛開除兩名雇員，因為兩人在高盛內部洩露紐約聯儲監管其他銀行的保密文件。兩位員工之一班賽爾(Rohit Bansal)此前任職於紐約聯儲，負責針對特定銀行的監管工作。高盛雇用他之後，又讓他擔任原先監管的那些銀行的顧問。

　　過猶不及

　　2013年，奧巴馬提名懷特(Mary Jo White)擔任證監會主席時，《紐約客》曾揶揄說：“一再賭咒發誓要鎮壓華爾街不當行為的總統先生居然選一個過去十年大多數時間內都在保護大銀行家們的人來充任自己的頂級金融警察，這真是有點怪異。”說這話的原因是懷特此前幾年內一直為華爾街的大公司提供法律服務，做他們的律師。可是，實際上，在做律師之前，她曾是紐約南區第一任女聯邦檢察官，主持過對黑手黨頭目和九一一恐怖分子的起訴工作，在那裡效力十年，獲得了很高評價。

　　2015年初，奧巴馬提名魏斯(Antonio Weiss)為財政部副部長，竟然遭到國會內“自己人”：民主黨議員的聯合抵制。最終，判斷自己很難獲得參院批准的魏斯主動要求奧巴馬撤回提名。魏斯是瑞德投資銀行家，民主黨議員們反對這一提名的理由就是他與華爾街瓜葛太深。

　　甚至，全美最大的一些工會也向華爾街金融機構施加壓力，要求他們停止為進入政府的員工兌現延期股票獎勵。正常情況下，延期股票獎勵是在退休時兌現，而如果跳槽到另外一家私營公司，人們通常會失去這種獎勵。可是，政府的薪酬微薄，要銀行家們為一個“為人民服務”的機會，無端遭受如此巨大的損失，似乎也有點不合情理。

　　這些反彈不能說背後沒有合理的邏輯，但確實有些過頭的嫌疑。

　　各有各理

　　反過來，高盛也有自己的抱怨。他們說有那麼多“畢業生”在華盛頓掌握大權其實並不是幸福的事情，有時候反而讓公司利益受損。他們說，這不但給他們招來了許多原本不應該的批評，而且反而使得他們失去了收購貝爾斯登和華盛頓互惠的機會，只能坐視這全美第五大投行和第一代儲貸合作社被賤賣給摩根士丹利。

　　他們還強調，其實前高盛人影響力巨大的政府機構也在全力避免給公眾留下有黑幕的印象，以至於公司高管們要去見財長保爾森的時候，總要有財政部法律顧問同時出席。

　　歸根結底，“旋轉門”現象與中國人熟悉的官商勾結或權錢交易完全不是一回事，美國社會的主流意見從來也不是一棒子打死，真正訴求其實是希望有更嚴格規定，更高的透明度，來杜絕利益沖突發生的可能性。比如美國國會跨黨派的金融危機調查委員會認定，政府對金融危機應承擔的責任是在於“法規和監管的廣泛失敗”，而不是在於讓華爾街的人來到華盛頓。

　　事實上，沿著“旋轉門”從華爾街來到華盛頓的人，很多也得到了較高評價，比如前面名單中的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主席詹斯勒就是一例。更重要的是，他們是真正的專家。有的人擁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就像前面提到的老肯尼迪“狐狸看雞”，就是最好的例子，還有很多人則是頗有造詣的學者，比如薩默斯就是大師級的經濟學家。

　　歸根結底，還是要說說高盛人、華爾街人和美國牛人為什麼要“做官”。

　　崇高召喚

　　在美國，所謂做官雖然也是好事，但能帶來的利益沒有中國人想象的那麼大。如果只懂得“喻於利”的邏輯，就無法解釋億萬富翁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為什麼暫時放下自己彭博社的新聞帝國，去紐約做了整整12年市長。對此，布隆伯格的一位先商後官的前輩已有一個很好的解釋：“公職是公民權的最高形態。”這個人就是高盛前掌門人溫伯格。

　　溫伯格(Sidney Weinberg)在高盛從最基層一路走到最高層，1930年開始以合伙人身份與創始人後裔共同管理公司，被《紐約時報》稱為“華爾街先生”。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服役於海軍，而功成名就之後，依然對效力國家非常熱心，在羅斯福總統1932年競選時就為後者提供強有力支持，後來又積極幫助推行新政。

高盛元老溫伯格。美國夢的代表人物，他與高盛現任CEO布蘭克梵都是從最底層奮斗到金字塔尖的典型。他在肯尼迪總統說出“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而應該問你能為國家做什麼”之前就踐行了這一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溫伯格積極行動，請假暫離高盛為國效命。他宣稱：“公職是公民權的最高形態。在和平時期，我永遠不會為政府做任何事，但戰爭時期，我任何事都願意做。”羅斯福委托他在戰時生產委員會之下組織工業咨詢委員會，後來又出任戰時生產委員會主席助理。

　　高盛注重擔任公職的傳統就由此奠定，一代代高盛人都相信，他們在華爾街功成名就之後，就該去追隨“更崇高召喚”。2005年，高盛年報曾這樣寫道：“高盛有著擔任公職的悠久傳統。許多曾經的高盛人後來都走上政府和非營利機構的重要位置，他們的成就是我們所有人的自豪。”

　　防微杜漸

　　可是，理想很豐滿，不等於現實一樣豐滿，甚至，現實也可能是高度骨感的。

　　高盛人當中肯定有一些崇高的，但既然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不那麼崇高的肯定也不在少數。離開高盛後，與前老板的感情還在，而做的事情又恰恰是監管華爾街，因此一些人無意中便可能做出可以指摘的事，還有一些人更是純粹從利益出發，上演了我們熟悉的那種“官商勾結”的橋段，這些也是不爭的事實。

　　反過來，那些資歷尚淺，還處於華盛頓歷練階段的人，也難保不會替自己打算，准備在告別公共部門後去華爾街找一份賺大錢的工作，因此便慷納稅人之慨，對潛在的老板施以小恩小惠，或是在已經去了華爾街後利用自己擔任公職時的資源為新老板牟利，這種跨越紅線的事情也不少見，比如前面提到的高盛開除兩雇員事件。

怪物高盛圖。一旦美國發生金融危機，人們常常將目標指向高盛。高盛的財報多次披露，一個季度常常每天都賺錢，無論是經濟繁榮期還是哀鴻遍野時。

　　美國證監會就做出了明確規定，對工作人員離職後的行為進行約束。比如，他們不允許這些人去從事自己在證監會任職時分管領域內的工作。然而遺憾的是，諸如這種離職去向，包括離職等待期和各種保密要求等，原本應成為聯邦政府“標配”的規矩，在很多機構還是沒有樹立起來。

　　雙面高盛

　　阻力一部分是來自政府機構內部，這派意見強調，其實有意投奔華爾街的政府機構工作人員，反而會對未來老板更強硬，而不是友好，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讓對方知道你姓甚名誰，覺得你專業。可是，人們卻很難不懷疑這只是打算離職後去華爾街的人的托詞，畢竟誰都不希望給自己預設枷鎖。

　　但是，更大的阻力還是來自華爾街。畢竟，一個金融家有節操不難，難的是所有金融家都有節操，一家公司一陣子有節操容易，難的是這家公司永遠都有節操。高盛終歸是一家企業，在商言商，逐利是天性，只要有漏洞鑽，誰願意堵上呢？溫伯格的故事當然很好，很“感動美國”，但溫伯格在高盛也只有一個，在華爾街上的許多其他金融機構，更一個都沒有。

　　既然華爾街不願意，政府自然也就猶豫起來。奧巴馬曾將華爾街金融家們蔑稱為“肥貓”，信誓旦旦要對他們采取行動，但到今天也一直是雷聲大雨點小。而且，他身邊一樣是高盛人成群——其實，只要你知道他2008年競選總統時，高盛員工選戰捐款總計98萬多美元，超過任何其他企業，也就不會感到奇怪了。

　　歸根結底，請華爾街的真正專家來華盛頓管理經濟，這種“異花授粉”的做法邏輯上肯定是完美的，總比讓一群行政官員四處去“外行領導內行”，至多偶爾請華爾街人士開開裝門面的座談會要好。關鍵在於，必須有相應法規和政策配合，不然，神一樣的邏輯就難保不會遭遇豬一樣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