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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最早職業女外匯交易員到世界最高市值銀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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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室有電影院那麼大,800多名交易員坐在其中忙碌。www.emoneybtc.com我走進門,他們齊刷刷地回頭看著我。這時我注意到,其中一個女性也沒有。” 那是1979年的倫敦金融城,當時英國四大銀行之一米蘭銀行的交易室(Midland Bank,現已並入匯豐控股)。

  王麗麗回憶著自己最早結緣金融衍生品交易的情形。正是在倫敦金融城,她成為新中國最早的外匯交易員之一。而那時,即便在西方發達經濟體,金融衍生品也才起步不久,女性交易員更是鳳毛麟角。

  如今,身為全球盈利最高、市值最大的中國工商銀行副行長,王麗麗分管的業務之一仍是自己的本行——全球金融市場部。這個部門有100多人,其業務卻涉及工商銀行近一半的資產,而且“內資銀行,無論規模大小,交易員出身的總行級領導,大概只有我一個”,王麗麗言下不無自豪。

  雖然她已不再直接從事交易,但我們仍不難感覺出那種出色交易員特有的敏銳思維。王麗麗說:“我會經常去交易室,觀察交易員在電腦上一步一步地操作,發現並指出其中可能存在的問題。我也會時常提醒交易員,要真正出類拔萃,他們不能將自己的思維局限於路透或彭博終端的大屏幕,還要關注國外網站上的最新消息,關注國際金融機構的信息披露,關注美國國會在討論什麼,未來幾個月內可能會出台什麼法案,等等。英國《金融時報》的市場版是一定要看的。要有前瞻性和預見性”她左手邊的一張桌子上,赫然攤著一摞打開的“淡三文魚色”的印刷品,正是號稱國際銀行家們每日必讀的《金融時報》——“除了在英國留學時負擔起來實在有些困難,這是30年來我幾乎每天必讀的”。

  自2001年從中國銀行加盟中國工商銀行任副行長以來,用王麗麗自己的說法,她的成就主要是“帶了一支隊伍,做了一點貢獻,干了一些事情,學了一些知識”。

  當時,工商銀行國際業務很少,國際結算量才1600多億美元左右,現在則是7700億,每年增速都在30%以上。那時,工商銀行境外機構寥寥無幾,而王麗麗到任後的第二年就將交易室遷往香港,第三年就建起倫敦子行——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資金融機構首次在境外設立銀行。此外,他們還建起了外派國際人才庫,加大培訓力度,為未來的國際化發展儲備更多人才。她表示,我們的目標是將工商銀行建成全球最大的貿易融資和國際結算銀行。

  王麗麗有著異常豐富、自如、率真的面部表情和肢體語言,流露出一種你通常並不會預期能在女性身上發現的那種特立獨行的豪氣,或者照她自己的說法,有點“大大咧咧”——工作上的事“什麼都忘不了”;而處理個人事務時,“總是丟三落四”。

  在描述自己30余年的從業經歷時,王麗麗口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匯是“挑戰”、“有趣”或“有意思”。她的目光中透著成功人士特有的自信、機智與穿透力,但並無侵略性,加之經常會爽朗地笑出聲來,讓人忍不住去想象她在不同的舞台上——從倫敦金融城的交易大廳,到中國銀行和工商銀行總部大樓,到亞太經合組織(APEC)、國際商會(ICC)和國際掉期與衍生工具協會(ISDA),現身那些或高調或私密的會議,所展現的風采。

  “我喜歡富有挑戰性的工作。有一段時間我特別癡迷於數學系統設計,癡迷於那種純粹的智力挑戰所帶來的樂趣。”王麗麗這樣描述自己從事金融工作的初衷。

  作為“文革”後的第一批大學生,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南開大學後,王麗麗被分配到財政部,端起了當時人人艷羨的“鐵飯碗”。但她卻不滿意,“居然”徑直找到人事部,要求換到當時的財政部國外業務局—亦即後來的中國銀行,從事國際業務。大概從未見過如此“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字輩”,據王麗麗回憶,人事部的領導看著她“直發愣”—言及此,一陣爽朗的大笑。不過,不知為什麼,她的要求竟然獲得了批准,而且一下子就將她分到外匯交易室,從事外匯賬目管理工作。

  她後來才知道,這次看似平常的工作調動背後,經過了一番對她家庭背景和本人表現的周密審查,因為在當時,外匯交易室是個“核心”部門,辦公桌上的紅色電話機可以直通總理、副總理,而外匯賬目也屬於國家核心機密。

  王麗麗的工作從做賬開始,起初還覺得“挺有意思”,經常要接觸諸如花旗銀行、德意志銀行之類當時還多少有些“神秘”的新名詞。但沒過多久,起初的新鮮感與挑戰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瑣碎的例行公事。王麗麗並不諱言當時曾經有過的困惑,包括哭鼻子,“賴”在宿捨裡不想上班,被領導“說”的“糗事”。出於對文學的熱愛,她甚至一度考慮跳槽到外國文學出版社。

  但機遇再度垂青王麗麗。

  1979年,中國銀行自建國以來首次通過考試從全國范圍內選拔優秀的年輕員工赴國外學習。一向爭強好勝的王麗麗也報名參加選拔,“一共考了5門,我的成績全行總分第一”。

  “好吧,反正也沒出過國,連飛機都還沒坐過,有這樣一個機會出去看看應該也挺有意思。至於別的理想,等回來再說!”就這樣,王麗麗揮別了自己的文學夢,來到倫敦金融城,到當時的英國四大銀行——勞埃德銀行(Lloyds Bank)、國民西敏寺(National Westminster,現並入蘇格蘭皇家銀行集團)、巴克萊和米蘭銀行學習。一位英國同行曾問過她想做什麼業務,她隨口說“期權”。英國同行不禁莫名驚詫:“中國的銀行有這項業務嗎?”對於當時中國銀行業同國際同業間的差距,王麗麗至今記憶猶新。

  女性交易員在當時是“性別少數派”,身為“少數派”的一員,本身就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一個聽起來像玩笑,但卻頗為真實地描述倫敦金融城交易員生存狀態的說法是,交易員的壽命比一般人短,離婚率比一般人高,因為交易員用腦過度,容易興奮,而且,全球金融市場一天24小時交易,交易員的作息時間同圈外人也有時差,同家人的溝通自然受到很大影響。

  外匯交易員們有自己的小圈子。每天午餐時,他們會聚在金融城的幾間酒吧裡,既是“偷得浮生半日閒”,讓一直緊繃著的神經松弛一下,也是為了交流信息。當時,中資機構的外事紀律還頗為僵化,不允許中方工作人員涉足酒吧之類的地方。但王麗麗還是偷偷地跑去。在酒吧裡,王麗麗同男性交易員們一起擠在長凳上,觥籌交錯間,交換著諸如“近期美元走勢如何”之類的話題。這麼做其實頗有風險,“如果被領導抓住,我一定會被遣送回國的”,王麗麗笑著回憶道。但不去與同行溝通、交流信息,“根本沒辦法開展業務”,因此,這樣的風險也是不得不去承擔的—如果你真的想做出點成績,而不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

  做了16年交易員,因為熟谙業務且精通英語,其間王麗麗得到諸多令人艷羨、甚至嫉妒的學習機會。除了外匯和衍生品交易,王麗麗還有機會陪同總行領導出訪世界各地,以致經常會被誤認為是領導的翻譯或秘書。

  “到國際資本市場借錢”是這些出訪的重要內容之一。1980年代初,國家的政策是努力保證外匯儲備不低於100億美元。1981年12月31日,中國的外匯儲備終於突破了百億美元大關。今天,我們已習慣了20000億美元外匯儲備所帶來的種種煩惱,很難想象當年的筚路藍縷。

  對王麗麗而言,為借款而展開的頻繁談判,是接觸和學習當時國際金融創新前沿的大好機遇。“他們究竟如何能將固定利率折算成浮動利率,將利率降到LIBOR(倫敦銀行間市場隔夜拆借利率)以下,居然還能有錢賺?如果我借了這筆錢,轉手在貨幣市場上以LIBOR貸出,立刻就能賺到錢。當時感覺‘這太神奇了’,我的興奮點一下就被調動起來。不厭其煩地問對方到底是怎麼算出來的,從中了解到如何利用衍生品、票據之類的工具,以及各司法區不同的稅收政策,造出復雜、精妙的模型”,所有這些,在當時的中國金融業界,可謂聞所未聞。“你說金融是不是很奇妙?!其中的精妙之處,由不得你不感興趣,不去投入其中,不去努力學習。”談及此,王麗麗的雙眸綻放出興奮的光彩,而後她又不忘補上一句:“其實,我覺得自己還是挺擅長創新的,不像一般說的所謂女性在金融界會更‘穩健’什麼的。”言罷,又是爽朗一笑。

  “創新是一個銀行的生命力所在,在我分管的業務中,我一定要不斷創新,不要沉悶,要大家都有一種興奮感、成就感、滿足感,感覺自己對銀行有貢獻,對社會有意義,自己的人生有意義。”王麗麗如是說。

  “說起來你可能不信,我的每一次升遷都不是自己刻意經營的。最‘拽’的一次,被提升為(中國銀行)行長助理時,我居然去找常務副行長,說我不想干,不想去19樓(中行總行領導層辦公的樓層)。”

  擁有英國伯明翰大學MBA學位的王麗麗,在描述自己的領導經歷時,給出的答案卻同正統的商學院教育大相徑庭。的確,同她那份讓人艷羨的簡歷形成反差的是,王麗麗看上去是那種對經營仕途不萦於心的人,否則,她應該不會有那種清澈的、比實際年齡年輕得多的眼神,以及那種灑脫、爽朗的風度。這一點與她所講述的個人職業發展歷程也頗為契合。

  從英國回國後不久,一天領導找到王麗麗,慰勉有加地說:“小王啊,以後可要承擔更多的重任呀!”其時,年輕的王麗麗顯然還沒學會“聞弦歌而知雅意”,聽不出來這其實是升職的前兆,既沒有試著多探些領導的口風,也沒有客套一番,只是“大大咧咧”地表示,肯定會把工作做好。

  不久,王麗麗成為中國銀行“文革”後首批提拔到副處級崗位的三位青年才俊之一。

  在王麗麗看來,經營仕途經濟總需要動些專業之外的心思,如果自己能把握住,當然沒什麼不好,但有的人把握不住,心思動得多了,結果偏離得太遠。她表示寧願做一個“專業干部”,努力做好自己分內的工作,在專業方面不斷提升,超越自己,而其他的事則順其自然。

  國外金融界常見的一種說法是,交易員要改變職業軌跡,成為一個成功的領導人,需要克服的一項重大挑戰是人際能力,或曰溝通能力,因為交易員的工作更多是和數字打交道,缺乏處理“人”的問題的歷練。

  對這種成見,王麗麗不以為然。在王麗麗看來,無論從事什麼工作,底線還是“做人”,“(有效地行使領導力)其實不在於你是否辯才無礙、長袖善舞。原則只有一條,對別人好,就是對自己好。人嘛,要學會‘捨得’,該吃虧時就得吃虧,沒什麼大不了的。”

  王麗麗認為,做領導,首先自己的業務要強、要精,這是基礎。達到一定層次後,還要有戰略思維。“在中國銀行,我做過外匯基金部主任,做過信貸管理部負責人,做過風險管理部老總;在工商銀行,我分管公司業務部達6年之久,此外,資產負債、法律事務、改革方案,我都做過。好像銀行業務我基本上都有所涉獵。而且,我在若干國際組織長期任職,懂得在大背景下進行宏觀戰略思考。你說我有什麼好緊張的?沒有。”

  那麼,在日常工作中,王麗麗又是如何行使領導力的呢?

  “對於我分管的部門,我都會事無巨細地告訴相關人員要做什麼、要怎麼做、要遵循什麼步驟、程序,一個月後要做什麼、一年後要做什麼,什麼時間節點上應該向我匯報什麼,等等。我的所有批示都很具體。有一段時間,每周我會給我分管的所有部門主管發一個督辦單,這樣,即便相關人員自己忘記了,我也都記得。這種做法後來雖然取消了,但我還是記得很清楚,如果布置的工作沒有及時完成,還是一樣督辦。”

  王麗麗回憶著參加APEC峰會時的情景,臉上洋溢著幸福、陶醉的光彩。任職於亞太經合組織(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以下簡稱APEC)已歷10年,王麗麗是APEC工商咨詢理事會中國代表,及APEC世界婦女領導人組織成員。

  參與國際政治、經濟舞台的縱橫捭阖,同國家領導人近距離接觸,這樣的經歷頗富挑戰性。“在那種場合,你需要將國家利益的大背景時時刻刻裝在腦子裡。沒有人能夠設想所有的突發事件,因此,也就沒有人能告訴你遇到什麼情況時要怎樣應對。”

  比如涉及兩岸關系的問題,王麗麗講了兩個小故事。

  一是2001年的上海會議。本來會前的默契是,中國台灣只能派“次長”級官員參會,但那次他們卻派來了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時任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李遠哲找到王麗麗,希望通過她傳遞一個信息—在關於中國台北代表級別的問題上,“兩岸各退一步”。“主權問題沒有談判的余地”,這是王麗麗的回答。

  二是在2006年的河內會議上,中國台北代表打算在對話中拋出一個刁鑽的問題,王麗麗決定阻止他。這個代表一直推托有事,避而不見,王麗麗就等在他下榻的酒店大堂裡,一直等到午夜,終於等到這位代表,並同他一直談到凌晨一點半,最終說服了對方。“國家利益當前一定要強硬”,王麗麗回憶道。

  本次采訪不久前,王麗麗剛剛參加完在新西蘭召開的APEC會議回到北京。會上,應東道主之邀,王麗麗作了關於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主旨報告,中英文對照,同時提交給央行和銀監會領導,以及外交部。王麗麗的另一個提案是關於跨國資本流動過度的問題。關於前一個報告,王麗麗透露,這是一項長期工作,還要做進一步准備提出第二輪報告。至於後一個,則源於她對當前危機的觀察與思考。

  “你知道英國蘇格蘭哈利法克斯銀行(HBOS)破產案例嗎?”王麗麗問道。“我分析了這家銀行破產的原因和整個過程,發現它同美國的銀行破產案例很不同,其資產負債表其實非常健康。其破產完全是資本市場短期的非正常流動所致。我很想就此做一個案例分析,這同我此前兩年所作的關於跨境資本流動的課題是一致的。”據王麗麗透露,她的這一提案得到APEC多個成員國,包括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秘魯、智利等的重視與參與,還從APEC申請了一筆研究資金,由美國南加州大學作專題研究。

  直到2008年底,王麗麗一直是國際商會(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以下簡稱ICC)最高決策層即執行委員會(Executive Board)的成員。熟悉外貿業務的人對ICC都不陌生,因為了解ICC對各種國際貿易術語的解釋,是從事外貿和貿易融資最基礎的入門知識。作為ICC最高決策層成員,過去6年中,王麗麗參與了國際貿易規則的制定,具體工作,照王麗麗的描述,“一群白頭發、戴眼鏡的大人物關起門來制定國際貿易規則。所有議題都要討論表決,要閱讀大量的英文資料,而且全部要事必躬親,不能指望助手的幫忙,因為在ICC總部門禁森嚴,外人無法窺其門徑。”

  長期參與國際貿易規則的制定,針對當前全球危機之下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形勢,王麗麗正在設想能否通過貿易融資打開資金通道,提振全球經濟增長。“我有一個很棒的主意,在不久前的APEC財長會議上提到過,日前同ICC主席吃飯時還同他分享,不過現在還不能告訴你,”王麗麗賣了個關子,顯得有點“神秘兮兮”的。這個計劃需要“多方面——包括國家財政、社保和進出口國雙方的金融機構——共同參與、共擔風險”,王麗麗表示。

  眼下,王麗麗還是國際掉期與衍生產品協會(International Swaps and Derivatives Association, Inc.,以下簡稱ISDA)董事會成員。

  “這是一個‘富人俱樂部’,有關國際衍生品交易的很多規則都是由該組織制定的。”王麗麗這樣介紹協會在全球金融業中的地位。同其他“高級金融”規則制定機構一樣,ISDA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歐美人士”和“男性”主導——董事會20多位成員中,除王麗麗外,只有兩位亞洲人,分別來自日本的瑞穗銀行和野村證券,其余的則全部來自於歐美的金融機構;除王麗麗外,也只有另外兩位女性,其中還有一位在秘書處從事行政,而非業務工作。

  “中國一定要參與游戲規則的制定,否則,沒有話語權,完全處於被支配的弱勢地位,不僅蒙受經濟損失,而且會莫名其妙地受損失。” 任職於該協會,王麗麗不僅要代表中國金融界的利益,在國際金融規則制定過程中為中國金融業爭取更多話語權,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整個亞洲金融界的利益。

  “你知道ISDA董事會用了多長時間才就是否接納一個中國人進入最高決策層作出最終決策?整整一年的時間!”王麗麗回憶道。“他們最初同我就有關接納我加入董事會的意向接觸一年後,才突然通知我說該組織董事長希望同我電話交流,而後,一個星期六早晨,在我全然沒有防備時,電話打到我家裡,足足‘拷問’了我一個多小時,問題涵蓋我本人的從業經歷、衍生品相關知識,以及對ISDA組織的認識。一直到我正式成為董事會成員、有權查閱其內部機密文件後,我才知道,原來為了我的任職,ISDA董事會專門召開過兩次會議。”

  早在當前的危機爆發前,包括沃倫·巴菲特在內的業內聞人即曾指責衍生品是“金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本次危機中,衍生品,特別是OTC衍生品交易缺乏監管與透明度,被認為是危機的罪魁之一,作為規則的制定者,ISDA備受關注。當前ISDA的工作一是要為衍生品交易建立監管機制,二是建立中央清算機構,希望借此提升衍生品市場的透明度,更好地控制風險。規則的制定總會涉及各利益相關方的博弈,在ISDA董事會內各種不同見解也時有碰撞。對此,王麗麗表示,在這個舞台上,她一定要將中國乃至整個亞洲金融業的合理利益訴求充分表述出來。

  在王麗麗的努力下,ISDA第24屆年會於2009年4月下旬在北京召開,這是該組織首次在中國召開此類會議。央行和銀監會相關領導屆出席。

  “我們自己駕車從格爾木到拉薩,一路上你感覺藍天、白雲離你那麼近,仿佛一伸手就能摘下天上的雲朵。你能親眼看到成群的藏羚羊在飛奔—真的是在‘飛’,輕靈得像飛禽。我們走過唐古拉山口,走過雅魯藏布江,感受青藏高原上的朝晖夕陰、氣象萬千,體驗藏民的生活。”

  王麗麗講述著自己的西藏之旅,頗為感性。說起這段經歷,是因為記者問起,領導一家大銀行,還要參與若干國際組織的領導與決策工作,經常出差,“幾乎每天都要加班”,王麗麗如何平衡自己的事業與家庭生活。

  “生活是自己創造的,怎能不兼顧?”王麗麗反問道。“但肯定會有所犧牲。”

  王麗麗並不諱言曾有過的“焦頭爛額”。結束在倫敦的任期回到中國銀行總部,本想休息一下,好好享受家庭生活,卻立即被行長委以領導全行信貸改革的重任,其後的三五年間,王麗麗幾乎每天“干得昏天黑地,不到晚上10點不下班”。有一年的元旦,新年的鐘聲已經敲過,王麗麗還在辦公室加班批貸款。時任中行行長劉明康也在加班,離開辦公室時,特地叫人給王麗麗送來一塊點心,“當時我太餓了,感覺那是我有生以來吃過的最好吃的點心。吃完後還要繼續加班”。

  還有一次,王麗麗的先生在英國學習,留下她獨自一人照料當時才上小學二年級的兒子。一天,王麗麗讓兒子放學後在某地鐵站等著她去接,可那天因為工作太過繁忙,直到晚上10點,王麗麗才如夢初醒地記起兒子還在等著她,其時正下著雪。

  “為了事業真的需要付出很多,但沒必要到這種程度。雖然我是這麼過來的,但其實並不贊成女性專業人士要這樣做。”雖然時隔多年,談起這個小插曲時,王麗麗的神情和言語間還帶著些愧疚。

  現在,雖然還是幾乎每天加班,周末也經常要出差,但王麗麗表示,加班時間不會那麼久了,盡量和家人共進晚餐,周末如果不出差,“一定要和家人好好安排一些活動”。

  雖然先生有時會“擠兌”她“不食人間煙火”,已經上大學的兒子也會就“人生價值”之類的問題同她爭論,但談起這類家庭生活瑣事時,王麗麗的臉上洋溢著一種對家人的深深的眷戀與由衷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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