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_匯_邦 WaiHuiBang.com 　　2007年，倫敦艦隊街。www.emoneybtc.com中國留學生夏淼穿著從ThomasPink買來的打折襯衫，忐忑地跨進高盛的辦公樓。和其他實習生一樣，夏淼被安排坐在自己直線匯報的老板旁。

　　夏淼的老板是高盛倫敦衍生品部一名30出頭的VP(副總裁)，他負責面向機構的指數產品銷售。

　　夏淼當時在英國讀研究生，學習商業管理。跟她一起來到高盛實習的，有不少牛津、劍橋的高材生。他們有的學歷史，有的學英國文學，還有的學希臘語——許多投行喜歡招收專業跟金融風馬牛不相及的好苗子，親自栽培。

　　夏淼坐下後不久，老板的電話突然響了。電話那頭，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根據老板接電話的語氣，夏淼判斷對方應該是他的女朋友。

　　“實習生長什麼樣？好看嗎？”女人略帶醋意地問。咫尺之遙的夏淼聽得清清楚楚。

　　老板迅速給夏淼使了一個眼色，一邊若無其事地回道：“哎，長得又矮、又胖、又丑。”

　　女人在電話那邊哈哈笑起來，老板又給夏淼做了一個鬼臉。

　　夏淼尴尬地笑了笑，繼續埋頭干活。

　　急流勇退

　　今年9月一個周末的午後，香港銅鑼灣。夏淼跟我聊起初出茅廬時高盛老板的那通電話時，依然忍俊不禁。

　　“我就是中國廉價勞工，只要有碗飯就可以了，你懂的。”她笑著說。

　　夏淼目前任職於香港一家外資投行，她是一名衍生品設計師(Structurer)，級別是“AVP”，跟8年前說她“又矮、又胖、又丑”的老板已經並肩齊驅。

　　“AVP聽上去有點大，其實就是投行中下層干活的人。”她解釋說。

　　回憶起2007年，自己先後在倫敦高盛、巴克萊實習的日子，夏淼說印象最深刻的是投行“不要命”的工作文化。

　　“許多交易員工作起來廢寢忘食，連著轉24小時，休假的時候去做極限運動，然後斷只手斷只腳就回來上班了。”

　　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夏淼在投行目睹了許多同事被裁，垂頭喪氣離去的場面。然而在倫敦巴克萊，最讓她難忘的，是一個急流勇退、主動請辭的交易員。

　　那位英國交易員30多歲，一直表現都很出色。有一天，他突然告訴大家自己要離職，說想多些時間陪孩子。離開巴克萊後，他去孩子讀書的小學當了一名數學老師。

　　讓夏淼震撼的，是這個交易員面對職業轉換的巨大落差，表現出的從容和淡定。



　　她後來觀察到，即使是在競爭割喉的大投行，許多西方人還是保持了自己傳統的家庭觀念，很多人桌子上擺滿了老婆、孩子的照片。

　　這位交易員的離職，在夏淼心裡種下這樣一個信念：“投行就是打份工，家人、健康，這都是比賺錢更重要的事情。”她說。

　　遲到是種病

　　夏淼結束倫敦的實習後，來到香港的金融業工作。今年是她在香港的第8年。

　　夏淼並不迷戀名牌，著裝上自成一格，喜歡穿色彩鮮艷的裙子，戴誇張、幾何形狀的耳環，沒事就去聽音樂會。

　　她最近一次單飛旅行去了日本白川鄉。雖然那裡離名古屋近，但香港飛名古屋相對較貴，為了省錢，夏淼選擇從香港先飛到東京，再搭乘長途巴士到白川鄉。

　　夏淼不太在意別人對她的評價，“可能有些女同事覺得我穿得不好看，但我也不覺得她們穿得多好看”，她說。

　　然而有一種批評夏淼卻不得不接受——朋友們抱怨她“總是遲到”，甚至“無端消失”。

　　“我有次約了她，到點她就不見了。過了7個小時之後，她才給我打電話。”夏淼的朋友Coco告訴我。

　　“她每次都遲到，這樣多弄幾次，大家都不願意找她玩了。”另外一位朋友告訴我。

　　相比這幾位朋友，我算非常幸運。因為夏淼跟我喝咖啡，只遲到了30分鐘——我到了約好的地點，打電話催她的時候，她還在健身房健身。

　　“這的確是我的性格弱點，我其實一直有巨大的內疚。”夏淼說。

　　我問她上班會不會遲到。

　　“上班我不敢，但是如果不是那種會影響飯碗的情況，我就會忍不住。”她坦白道。

　　實際上，夏淼上班兢兢業業，工作時間從每天從早上8點半到晚上七八點。我第一次見她時，是一群朋友飯後一起喝酒。那天她一直到晚上10點過才下班。

　　公平的游戲

　　工作給夏淼最大樂趣並不是金錢回報，而是腦力上的挑戰。她每天要吸收宏觀和微觀層面的信息，跟做定價模型的量化分析師(Quant)團隊討論，設計出跨資產品種的結構性產品(structure porduct)。

　　投行通常會為了滿足客戶的需求量身定制各種“結構性產品”。比如，夏淼會設計一個跟人民幣匯率和某支股票同時掛鉤的合約。投行會把這個合約賣給認為人民幣會堅挺、並願意持有那支股票的客戶。

　　從表面看，客戶像是從投行“打折”買到了他喜歡的股票。然而事實上，客戶是賣給了投行一個看跌人民幣的期權。看似占了便宜，其實承擔了人民幣下跌的風險。一旦人民幣貶值，跌破某個價位，客戶就會虧錢。跌得越凶，虧得越多。

　　“這就好像一個賭博，”夏淼說，“投行怎麼可能平白無故讓你占便宜？”

　　結構化產品有的通過商業銀行銷售給個人，有些則賣給抗風險能力較強的機構。一般來說，賣給機構的產品在設計上會復雜一些。

　　由於涉及到風險，銀行在賣這種衍生品組合給個人客戶時，“產品描述”通常只有兩頁，但“風險提示”動不動就有10多頁——雖然一般沒人會仔細讀。

　　2011年由杜琪峰導演的電影《奪命金》裡面，由香港女星何韻詩扮演的一名銀行女職員就為了追求業績，成功地賣了一個復雜的金融產品給一個什麼都不懂的大媽。

　　經過2007-2008年金融危機，香港社會至今都對金融衍生品心有余悸。

　　一位香港匯豐銀行的理財經理告訴我，有過慘痛經歷，許多香港人現在把累計期權(accumulator) "親切”地稱為“kill you later”(待會兒再要你的命)。

　　夏淼說現在跟金融危機前相比，相關的監管更嚴格，“很多東西都不讓做”。但許多客戶都是“短期記憶”，好了傷疤忘了痛。

　　“衍生品買賣其實是一個公平的游戲，給有觀點的人提供了更加靈活的工具。”一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對沖基金經理告訴我，“如果你只是為了做簡單的投資，就不應該參加。”

　　膨脹的欲望

　　衍生品設計師需要跟交易員、銷售、量化分析師、法務等投行裡的多個團隊同時打交道。

　　天天跟交易員並肩作戰，夏淼說她觀察到這是一個“很不健康”的職業。“他們壓力很大，被短期利益驅動，賺錢虧錢大家都看著。”夏淼說。

　　在高壓的工作環境裡，每個人的缺點都被無限放大，夏淼說這使得她不太可能在同事裡找到對象。

　　“看這個是馬屁精，看那個太貪婪，那個又太短視。”她笑著說。

　　轉眼間，離夏淼在倫敦巴克萊遇到辭職去當小學老師的交易員，已經過去8年了。

　　在香港，夏淼再沒有遇到過激流勇退的理想主義者。她見到很多高層，已經有房有車，生活舒適無憂，每年不用上班也有可觀的資本收益，但這似乎並不能滿足他們日益膨脹的欲望。

　　“他們經常打電話就是討論今年香港的法拉利、保時捷出了什麼新款，要不要去買一輛。”夏淼說，“這樣的話，錢當然不夠花。”

　　夏淼說現在自己的生活不算富裕，只是說通過專業技能謀生，過得比普通人稍微舒服一點。

　　“能自己租房子住，不用去住劏(音同tang，一聲)房。”她笑著說。劏房是類似於膠囊公寓的鳥籠屋。

　　香港中文大學6月調查顯示，香港劏房用戶人均居住面積為48平方尺(合4.46平方米)。香港人必須連續17年不吃不喝，方能置業。

　　夏淼說爸媽希望她回老家，和他們一起住，最好當個老師，過安穩的日子。但和許多在外漂太久的年輕人一樣，夏淼感覺家鄉已經回不去了。

　　內地金融衍生品市場依然比較落後，夏淼的專業技能並無用武之地。而她也已經習慣了香港的生活和文化。

　　“回去能做什麼？教英語嗎？”她說。

　　Quant是什麼？

　　Quant，量化分析師，又稱“礦工”，是英文

　　Quantitative Analyst的縮寫。在投行裡，大部分Quant負責建模、結構性產品定價以及宏觀模型。還有一些Quant做市場微觀結構、高頻交易和統計套利。Quant們大多具有強大的數學和工科背景。夏淼說，他們Quant團隊的頭頭擁有兩個博士學位。 外_匯_邦 WaiHuiB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