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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是比賺錢更重要的事
外_匯_邦 WaiHuiBang.com   2007年,倫敦艦隊街。www.emoneybtc.com中國留學生夏淼穿著從ThomasPink買來的打折襯衫,忐忑地跨進高盛的辦公樓。和其他實習生一樣,夏淼被安排坐在自己直線匯報的老板旁。

  夏淼的老板是高盛倫敦衍生品部一名30出頭的VP(副總裁),他負責面向機構的指數產品銷售。

  夏淼當時在英國讀研究生,學習商業管理。跟她一起來到高盛實習的,有不少牛津、劍橋的高材生。他們有的學歷史,有的學英國文學,還有的學希臘語——許多投行喜歡招收專業跟金融風馬牛不相及的好苗子,親自栽培。

  夏淼坐下後不久,老板的電話突然響了。電話那頭,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根據老板接電話的語氣,夏淼判斷對方應該是他的女朋友。

  “實習生長什麼樣?好看嗎?”女人略帶醋意地問。咫尺之遙的夏淼聽得清清楚楚。

  老板迅速給夏淼使了一個眼色,一邊若無其事地回道:“哎,長得又矮、又胖、又丑。”

  女人在電話那邊哈哈笑起來,老板又給夏淼做了一個鬼臉。

  夏淼尴尬地笑了笑,繼續埋頭干活。

  急流勇退

  今年9月一個周末的午後,香港銅鑼灣。夏淼跟我聊起初出茅廬時高盛老板的那通電話時,依然忍俊不禁。

  “我就是中國廉價勞工,只要有碗飯就可以了,你懂的。”她笑著說。

  夏淼目前任職於香港一家外資投行,她是一名衍生品設計師(Structurer),級別是“AVP”,跟8年前說她“又矮、又胖、又丑”的老板已經並肩齊驅。

  “AVP聽上去有點大,其實就是投行中下層干活的人。”她解釋說。

  回憶起2007年,自己先後在倫敦高盛、巴克萊實習的日子,夏淼說印象最深刻的是投行“不要命”的工作文化。

  “許多交易員工作起來廢寢忘食,連著轉24小時,休假的時候去做極限運動,然後斷只手斷只腳就回來上班了。”

  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夏淼在投行目睹了許多同事被裁,垂頭喪氣離去的場面。然而在倫敦巴克萊,最讓她難忘的,是一個急流勇退、主動請辭的交易員。

  那位英國交易員30多歲,一直表現都很出色。有一天,他突然告訴大家自己要離職,說想多些時間陪孩子。離開巴克萊後,他去孩子讀書的小學當了一名數學老師。


  讓夏淼震撼的,是這個交易員面對職業轉換的巨大落差,表現出的從容和淡定。



  她後來觀察到,即使是在競爭割喉的大投行,許多西方人還是保持了自己傳統的家庭觀念,很多人桌子上擺滿了老婆、孩子的照片。


  這位交易員的離職,在夏淼心裡種下這樣一個信念:“投行就是打份工,家人、健康,這都是比賺錢更重要的事情。”她說。

  遲到是種病

  夏淼結束倫敦的實習後,來到香港的金融業工作。今年是她在香港的第8年。

  夏淼並不迷戀名牌,著裝上自成一格,喜歡穿色彩鮮艷的裙子,戴誇張、幾何形狀的耳環,沒事就去聽音樂會。

  她最近一次單飛旅行去了日本白川鄉。雖然那裡離名古屋近,但香港飛名古屋相對較貴,為了省錢,夏淼選擇從香港先飛到東京,再搭乘長途巴士到白川鄉。

  夏淼不太在意別人對她的評價,“可能有些女同事覺得我穿得不好看,但我也不覺得她們穿得多好看”,她說。

  然而有一種批評夏淼卻不得不接受——朋友們抱怨她“總是遲到”,甚至“無端消失”。

  “我有次約了她,到點她就不見了。過了7個小時之後,她才給我打電話。”夏淼的朋友Coco告訴我。

  “她每次都遲到,這樣多弄幾次,大家都不願意找她玩了。”另外一位朋友告訴我。

  相比這幾位朋友,我算非常幸運。因為夏淼跟我喝咖啡,只遲到了30分鐘——我到了約好的地點,打電話催她的時候,她還在健身房健身。

  “這的確是我的性格弱點,我其實一直有巨大的內疚。”夏淼說。

  我問她上班會不會遲到。

  “上班我不敢,但是如果不是那種會影響飯碗的情況,我就會忍不住。”她坦白道。

  實際上,夏淼上班兢兢業業,工作時間從每天從早上8點半到晚上七八點。我第一次見她時,是一群朋友飯後一起喝酒。那天她一直到晚上10點過才下班。

  公平的游戲

  工作給夏淼最大樂趣並不是金錢回報,而是腦力上的挑戰。她每天要吸收宏觀和微觀層面的信息,跟做定價模型的量化分析師(Quant)團隊討論,設計出跨資產品種的結構性產品(structure porduct)。

  投行通常會為了滿足客戶的需求量身定制各種“結構性產品”。比如,夏淼會設計一個跟人民幣匯率和某支股票同時掛鉤的合約。投行會把這個合約賣給認為人民幣會堅挺、並願意持有那支股票的客戶。

  從表面看,客戶像是從投行“打折”買到了他喜歡的股票。然而事實上,客戶是賣給了投行一個看跌人民幣的期權。看似占了便宜,其實承擔了人民幣下跌的風險。一旦人民幣貶值,跌破某個價位,客戶就會虧錢。跌得越凶,虧得越多。

  “這就好像一個賭博,”夏淼說,“投行怎麼可能平白無故讓你占便宜?”

  結構化產品有的通過商業銀行銷售給個人,有些則賣給抗風險能力較強的機構。一般來說,賣給機構的產品在設計上會復雜一些。

  由於涉及到風險,銀行在賣這種衍生品組合給個人客戶時,“產品描述”通常只有兩頁,但“風險提示”動不動就有10多頁——雖然一般沒人會仔細讀。

  2011年由杜琪峰導演的電影《奪命金》裡面,由香港女星何韻詩扮演的一名銀行女職員就為了追求業績,成功地賣了一個復雜的金融產品給一個什麼都不懂的大媽。

  經過2007-2008年金融危機,香港社會至今都對金融衍生品心有余悸。

  一位香港匯豐銀行的理財經理告訴我,有過慘痛經歷,許多香港人現在把累計期權(accumulator) "親切”地稱為“kill you later”(待會兒再要你的命)。

  夏淼說現在跟金融危機前相比,相關的監管更嚴格,“很多東西都不讓做”。但許多客戶都是“短期記憶”,好了傷疤忘了痛。

  “衍生品買賣其實是一個公平的游戲,給有觀點的人提供了更加靈活的工具。”一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對沖基金經理告訴我,“如果你只是為了做簡單的投資,就不應該參加。”

  膨脹的欲望

  衍生品設計師需要跟交易員、銷售、量化分析師、法務等投行裡的多個團隊同時打交道。

  天天跟交易員並肩作戰,夏淼說她觀察到這是一個“很不健康”的職業。“他們壓力很大,被短期利益驅動,賺錢虧錢大家都看著。”夏淼說。

  在高壓的工作環境裡,每個人的缺點都被無限放大,夏淼說這使得她不太可能在同事裡找到對象。

  “看這個是馬屁精,看那個太貪婪,那個又太短視。”她笑著說。

  轉眼間,離夏淼在倫敦巴克萊遇到辭職去當小學老師的交易員,已經過去8年了。

  在香港,夏淼再沒有遇到過激流勇退的理想主義者。她見到很多高層,已經有房有車,生活舒適無憂,每年不用上班也有可觀的資本收益,但這似乎並不能滿足他們日益膨脹的欲望。

  “他們經常打電話就是討論今年香港的法拉利、保時捷出了什麼新款,要不要去買一輛。”夏淼說,“這樣的話,錢當然不夠花。”

  夏淼說現在自己的生活不算富裕,只是說通過專業技能謀生,過得比普通人稍微舒服一點。

  “能自己租房子住,不用去住劏(音同tang,一聲)房。”她笑著說。劏房是類似於膠囊公寓的鳥籠屋。

  香港中文大學6月調查顯示,香港劏房用戶人均居住面積為48平方尺(合4.46平方米)。香港人必須連續17年不吃不喝,方能置業。

  夏淼說爸媽希望她回老家,和他們一起住,最好當個老師,過安穩的日子。但和許多在外漂太久的年輕人一樣,夏淼感覺家鄉已經回不去了。

  內地金融衍生品市場依然比較落後,夏淼的專業技能並無用武之地。而她也已經習慣了香港的生活和文化。

  “回去能做什麼?教英語嗎?”她說。

  Quant是什麼?

  Quant,量化分析師,又稱“礦工”,是英文

  Quantitative Analyst的縮寫。在投行裡,大部分Quant負責建模、結構性產品定價以及宏觀模型。還有一些Quant做市場微觀結構、高頻交易和統計套利。Quant們大多具有強大的數學和工科背景。夏淼說,他們Quant團隊的頭頭擁有兩個博士學位。 外_匯_邦 WaiHuiB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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