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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匯率的基本面因素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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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匯率的長期因素基本上都是一些基本面因素,而短期因素則很多,包括經濟數據、經濟新聞以及中央銀行對市場的干預。www.emoneybtc.com其中經濟數據有時可以改變基本面因素,因為數據本身就是基本面的反映。而隨著匯市交易量的不斷增長,中央銀行的干預也越來越頻繁,手段也多種多樣,但是效果卻大不相同。

現在有許多證據表明,貨幣當局經常使用沖銷干預,但它們這樣做時,僅取得部分成功,以致外匯交易市場干預經常對貨幣市場產生溢出效應。由此看來,外匯市場干預在減少外匯市場波動性方面可能有效。外匯市場干預並沒有完全為貨幣當局所沖銷。將德國和日本基礎貨幣的變動,分別與馬克/美元和日元/美元的匯率進行比較,我們發現,在德國,美元匯率和德國基礎貨幣的變化明顯呈反向關系,特別是1970年代到1980年代中期。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這種反向關系並不明顯。這種現象的解釋是,當美元價值在1970年代期間下降時,歐洲和日本的貨幣當局為了減緩美元的貶值而一直在進行干預。這些干預增加了這些國家的基礎貨幣。在1980年代前期,當美元升值時,則出現相反的情況。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樣,這種現象在德國比較明顯。在1970-1973年和1977-1979年期間,美元兌馬克的匯率迅速貶值。結果,也引起德國貨幣供給迅速膨脹。1980年代前期,則出現相反的情況。美元出現升值,德國貨幣增長率則明顯下降。盡管不是很顯著,日本也有相同的趨勢。自1980年代中期以來,這種現象不是很明顯。這種情況的出現或者是由於干預較少或者是由於沖銷干預一直比較成功。

前面現象的一個重要結果是主要工業化國家的利率一直相關。從美國、德國和日本政府債券的收益率來看,兩個事實比較突出。第一,美國政府債券的收益率從1960至1980一直處於上升趨勢。同樣的現象也出現在德國和日本。第二,與我們的分析更加相關,德國的年度利率變化趨向於美國利率的變化。日本也是這樣,只不過程度低些。第三,在固定匯率與浮動匯率期間,利率的共同變化似乎沒有出現較大的差別。以日本為例,固定匯率期間的利率共同運動似乎一直少於浮動匯率時期。

從前面的實際觀察來看,我們可以得出下列結論。主要國家的貨幣當局(日本和德國)經常大量干預外匯市場,盡管它們避免這些干預對國內貨幣市場的影響,但它們並沒有經常取得成功。其結果看似矛盾,在浮動匯率時期,這些國家的貨幣當局一直遵循“游戲規則”,即當對本國貨幣存在超額需求(美元超額供給)時,擴張國內貨幣供應量;當國內貨幣存在超額供給(美元存在超額需求)時,收縮貨幣供應量。這種政策反映應該有利於穩定美元匯率。 然而,外匯市場上的這類干預在穩定匯率的長期偏離方面明顯無能為力。為什麼貨幣當局難以影響匯率較大和較長時期的變化,盡管干預經常伴隨著正確的(即穩定的)貨幣政策?換句話說,為什麼非沖銷干預難以發揮穩定匯率的作用?

答案與貨幣當局自身對特定的目標匯率缺少義務相關。換句話說,目前可以利用的證據顯示,外匯市場上的非沖銷干預不足以在較大程度上影響匯率。為了使這類干預政策發揮作用,干預必須同時有對特定匯率(匯率區間)的明確義務。 為什麼義務對穩定匯率如此重要?運用“近似理性”的模型,我們可以對此作出解釋。由於極端的不確定性,當基本面在預測將來匯率的權重較低時,影響基本面的政策效應較小。經濟代理人不能評價這些政策對於匯率的重要意義。匯率將繼續為向後看的規則(BACKWARD-LOOKINGRULES)所驅動,偶爾也為一時的觀點所驅動。這將導致匯率持續偏離經濟模型所預測的均衡匯率。匯率的這種偏離不可能輕易地為貨幣當局所阻止,即使它們奉行改變一些重要基本面的政策。 只有對特定匯率承擔義務,才能打破使匯率偏離的這種機制。可信的義務可以作為將來匯率預期的穩定器。沒有這種穩定器,經濟代理人在預測將來匯率所面臨的不確定性非常大,以致這些代理人在預測將來時,又回到向後看的規則。如果這種義務在可信度方面是成功的,經濟代理人沒有理由再使用向後看的規則來預測將來。貨幣當局的義務穩定了經濟代理人的預期。其結果是,自1970年代以來主要貨幣非常典型的真實匯率的無目標運動將會消失。

近似理性行為理論也說明,傳統的沖銷干預與非沖銷干預的區別可能只有有限的實際意義。傳統理論告訴我們,沖銷干預不起作用,而非沖銷干預有效。近似理性行為理論認為,兩種干預之間的區別可能並不重要。理由是,當經濟代理人不知道引起匯率變動的真正重要的模型和基本面變量,改變經濟基本面變量的干預可能不比沒有改變經濟基本面變量的干預有效。用近似理性預期的觀點來看,只有存在保持匯率接近某個目標的義務時,干預才會有效。

一、中央銀行干預外匯市場的目標

自從浮動匯率制推行以來,工業國家的中央銀行從來沒有對外匯市場采取徹底的放任自流的態度,相反,這些中央銀行始終保留相當一部分的外匯儲備,其主要目的就是對外匯市場進行直接干預。一般來說,中央銀行在外匯市場的價格出現異常大的、或是朝同一一方向連續幾天劇烈波動時,往往會直接介人市場,通過商業銀行進行外匯買賣,以試圖緩解外匯行市的劇烈波動。對於中央銀行干預外匯市場的原因,理論上可以有很多解釋,為大多數人所按受的原因大致有三個。

第一,匯率的異常波動常常與國際資本流動有著必然聯系,它會導致工業生產和宏觀經濟發展出現不必要的波動,因此,穩定匯率有助於穩定國民經濟和物價。現在國際資本跨國界的流動不但規模很大,而且渠道很多,所受到的人為障礙很小。工業國家從70年代末開始放寬金融方面的規章條例,進一步為國際資本流動提供了方便。在浮動匯率制的條件下,國際資本大規模流動的最直接的結果就是外匯市場的價格浮動。如果大批資本流人德國,則德國馬克在外匯市場的匯價就會上升,而如果大批資本流出美國,外匯市場上的美元匯價必然下降。從另一方面來看,如果人們都期待某一國貨幣的匯率會上升,資本就勢必會流向該國。 資本流動與外匯行市變化的相對性變化對一個國家的國比經濟產業配置和物價有著重要的影響。例如,當一個國家的資本大量外流,導致本國貨幣匯價下跌時,或者當人們預計本國貨幣的匯價會下跌,導致資本外流時,這個國家的產業配置和物價必然出現有利於那些與對外貿易有聯系的產業的變動。任何一個國家的產業從對外貿易角度來看,可分為能進行對外貿易的產業和無法進行對外貿易的產業兩種。前者如制造業,生產的產品可出口和進口,後者如某些服務業,生產和消費必須在當地進行。當資本流出貨幣貶值時,能進行對外貿易的產業部門的物價就會上升,如果這一部門工資的上漲速度不是同步的話,追加這一部門的生產就變得有利可圖,出口因此也會增加,但是從國內的產業結構來看,資本就會從非貿易產業流向貿易產業。如果這是一種長期現象,該國的國民經濟比例就可能失調。因此,工業國家和中央銀行是不希望看到本國貨幣的匯價長期偏離它認為的均衡價格的。這是中央銀行稈本國貨幣持續疲軟或過分堅挺時直接干預市場的原因之一。

資本流動與外匯行市變化的相關性對國比經濟的另外一個重要影響在於,大量資本流出會造成本國生產資本形成的成本上升,而大量資本流入又可能造成不必要的通貨膨脹壓力,影響長期資本投資。美國從80年代初實行緊縮性的貨幣政策與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導致大量資本流入,美元匯價逐步上漲,而美國的聯邦儲備銀行(聯儲會)在1981年至1982年間對外匯市場又徹底采取自由放任的態度。西歐國家為了防止資本外流,在歐洲貨幣的匯率不斷下跌時,被迫經常直接干預外匯市場,並一再要求美國的聯儲會協助干預。

第二,中央銀行直接干預外匯市場是為了國內對外貿易政策的需要。一個國家的貨幣在外匯市場的價格較低,必然有利於這個國家的出口。而出口問題在許多工業國家已是一個政治問題,它涉及到許多出口行業的就業水平、貿易保護主義情緒、選民對政府態度等許多方面。任何-個中央銀行都不希望看到本國的出口因為本國貨幣的匯率太高而受到阻礙,也不希望看到本國外貿順差是由於本國貨幣的匯率太低而被其他國家抓住把柄。因此,中央銀行為這一目的而干預外匯市場,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中央銀行為了保護出口,會在本國貨幣持續堅挺時直接干預外匯市場。對那些出口在國民經濟中占重要比重的國家來說,這樣做就更有理由。1992年4月以前,澳元一路看漲,而且漲勢平緩。但是,在3月30日澳元對美元的匯率漲到0.77美元時,澳大利亞中央銀行立刻在市場上拋澳元買美元。又如,德國是世界制造業出口大國,70年代實行浮動匯率制以後,馬克的匯價隨著德國經濟的強大而一路上揚,為了維持其出口工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地位,德國政府極力主張實行歐洲貨幣體系,以便把馬克與歐洲共同體其他成員國的貨幣固定在一個個范圍內。

從國際外匯市場發展史來看,利用本國貨幣貶值來擴大出口是許多國家在早期經常采用的政策,它被稱為"乞鄰政策"(beggar-thy-neghbor policy),在經濟不景氣時,常引起兩國的貿易戰。由於現在非關稅貿易壁壘名白繁多,這一人為干預外匯市場的政策已很少采用,而且也會明顯地引起其他國家的指責。

第三,中央銀行干預外匯市場是出於抑制國內通貨膨脹的憂慮。宏觀經濟模型證明,在浮動匯率制的情況下,如果一個國家的貨幣匯價長期性地低於均衡價格,在一定時期內會刺激出口,導致外貿順差,最終卻會造成本國物價上漲,工資上漲,形成通貨膨脹的壓力。在通貨膨脹已經較高的時候,這種工資一物價可能出現的循環上漲局面,又會造成人們出現未來的通貨膨脹必然也很高的期待,使貨幣當局的反通貨膨脹政策變得很難執行。此外,在一些工業國家,選民往往把本國貨幣貶值引起的通貨膨脹壓力作為政府當局宏觀經濟管理不當的象征。

所以,在實行浮動匯率制以後,許多工業國家在控制通貨膨脹時,都把本國貨幣的匯率作為一項嚴密監視的內容。 英鎊自80年代以來的波動,很清楚地說明貨幣貶值與通貨膨脹的關系。70年代,幾乎所有工此國都陷入兩位數的通貨膨脹,英鎊也在劫難逃。在整個80年代,美國和西歐國家的中央銀行都把反通貨膨脹作為貨幣政策的首要或重要目標,美國、德國等都取得明顯效果,而英國則效果較差。歐洲貨幣體系在1979年成立後,英國在撒切爾夫人執政時期出於政治等因素的考慮始終不願加入,在抑制本國通貨膨脹方面也做了很大的努力。在頂了10多年後的1990年,英國終於在梅傑任首相後宣布加入歐洲貨幣體系。其首要原因就是希望通過歐洲貨幣體系,把英鎊的匯價維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使英國的通貨膨脹得到進一步的控制。可是好景不長,1992年歐洲貨幣體系出現危機,外匯市場猛拋英鎊、裡拉等,終於導致意大利裡拉正式貶值。同樣是基於反通貨膨脹的考慮,英國政府花了60多億美元在市場干預,德國中央銀行為了維持英鎊和裡拉的幣值,也花了120多億美元在外匯市場干預。在英鎊繼續大跌,英鎊在歐洲貨幣體系內貶值的呼聲很高的情況下,英國宣布退出歐洲貨幣體系,而絕不正式將英鎊貶值,同時宣布仍要繼續執行反通貨膨脹的貨幣政策。

二、中央銀行干預外匯市場的手段與效益

關於什麼是中央銀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有一個較為正式的定義。

80年代初,美元對所有歐洲國家的貨幣匯率都呈升勢,圍繞著工業國家要不要對外匯市場進行干預,1982年6月的凡爾賽工業國家高峰會議決定成立一個由官方經濟學家組成的“外匯干預工作小組”,專門研究外匯市場干預問題。1983年,該小組發表了“工作組報告”(又稱“傑根森報告”),其中對干預外匯市場的狹義定義是:“貨幣當局在外匯市場上的任何外匯買賣,以影響本國貨幣的匯率”,其途徑可以是用外匯儲備、中央銀行之間凋撥,或官方借貸等。其實,要真正認清中央銀行干預外匯市場的實質和效果,還必須認清這種干預對該國貨幣供應及政策的影響。

因此,在中央銀行干預外匯市場的手段上,可以分為不改變現有貨幣政策的干預(stehlized intervention,又稱“消毒的干預”)和改變現有貨幣政策的干預(nonsterilized intervention,又稱“不消毒的干預”)。所謂不改變政策的干預是指中央銀行認為外匯價格的劇烈波動或偏離長期均衡是一種短期現象,希望在不改變現有貨幣供應量的條件下,改變現有的外匯價格。換言之,一般認為利率變化是匯率變化的關鍵,而中央銀行試圖不改變國內的利率而改變本國貨幣的匯率。中央銀行在進行這種干預時可采取雙管齊下的手段:

中央銀行在外匯市場上買進或賣出外匯時,同時在國內債券市場上賣出或買進債券,從而使匯率變而利率不變化。例如,外匯市場上美元對日元的匯價大幅度下跌,日本中央根行想采取支持美元的政策,它可以在外匯市場上買美元拋日元。由於大量買進美元拋出日元,美元成為它的儲備貨幣,而市場上日元流量增加,使日本貨幣供應量上升,而利率呈下降趨勢。為了抵消外匯買賣對國內利率的影響,日本中央銀行可在國內債券市場上拋債券,使市場上的日元流通量減少,利率下降的趨勢因此而抵消。需要指出的是,國內債券和國際債券的相互替代性越差,中央銀行不改變政策的干預就越有效果,否則就沒有效果。

中央銀行在外匯市場上通過查詢匯率變化情況、發表聲明等,影響匯率的變化,達到干預的效果,它被稱為干預外匯市場的“信號效應”。中央銀行這樣做是希望外匯市場能得到這樣的信號: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將要發生變化,或者說預期中的匯率將有變化等等。一般來說,外匯市場在初次接受這些信號後總會作出反應。但是,如果中央銀行經常靠“信號效應”來干預市場,而這些信號又不全是直的,就會在市場上起到“狼來了”的效果。

所謂改變政策的外匯市場干預實際上是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一種轉變,它是指中央銀行直接在外匯市場買賣外匯,而聽任國內貨幣供應量和利率朝有利於達到干預目標的力向變化。例如,如果馬克在外匯市場上不斷貶值,德國中央銀行為了支持馬克的匯價,它可在市場上拋外匯買馬克,由於馬克流通減少,德國貨幣供應下降,利率呈上升趨勢,人們就願意在外匯市場多保留馬克,使馬克的匯價上升。這種干預方式一般來說非常有效,代價是國內既定的貨幣政策會受到影響,是中央銀行看到本國貨幣的匯率長期偏離均衡價格時才願意采取的。 判斷中央銀行的干預是否有效,並不是看中央銀行干預的次數多少和所用的金額大小。從中央銀行干預外匯的歷史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兩個結論。 第一,如果外匯市場異常劇烈的波動是因為信息效益差、突發事件、人為投機等因素引起的,而出於這些因素對外匯行市的扭曲經常是短期的,那麼,中央根行的干預會十分有效,或者說,中央銀行的直接干預至少可能使這種短期的扭曲提前結束。

第二,如果一國貨幣的匯率長期偏高偏低是由該國的宏觀經濟水平、利率和政府貨幣政策決定的,那麼,中央銀行的干預從長期來看是無效的。而中央銀行之所以堅持進行干預,主要是可能達到以下兩個目的:首先,中央銀行的干預可緩和本國貨幣在外匯市場上的跌勢或升勢,這樣可避免外匯市場的劇烈波動對國內宏觀經濟發展的過分沖擊。其次,中央銀行的干預在短期內常常會有明顯的效果。其原因是外匯市場需要一定的時間來消化這種突然出現的政府干預。這給中央跟行一定的時間來重新考慮其貨幣政策或外匯政策,從而作出適當的調整。

三、中央跟行干預外匯市場的歷史發展

從1973年到現在,工業國家的中央銀行經常在外匯市場上進行直接干預,成功和失敗的兼而有之。

(1)1992年夏季美國等中央銀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

1992年3月中旬開始,外匯市場對期待已久的美國經濟復蘇再次失望,在德國高利率和美國堅持寬松的貨幣政策影響下,開始不斷拋售美元,致使美元幾乎對所有歐洲貨幣的匯價都一路下跌。美國與歐洲國家的中央銀行分別在7月20日和8月11日兩次大規模干預外匯市場。這兩次干預從性質上來說,都是屬不改變各自經濟政策的干預,雖然有短時的效果,從中、長期來看卻完全是失敗的。

第一次干預是7月20日馬克與美元的匯價沖擊1991年2月以後的新高點1.4430時進行的,美國等15個工業國家的中央銀行聯手在市場拋馬克買美元,經過3次干預後,美元對馬克的匯價一下子從1.4470上升到1.5000,美元在兩天內反彈了500多點。但是這次干預並沒有止住美元的跌勢。在經過半個多月的徘徊後,美元又繼續下跌。美國等13個工業國家的中央銀行於8月11口再次聯手干預,但效果比第一次還要差。第一輪干預使美元對馬克的匯率從1。4620馬克反彈到1。4780,僅上升150點,而且時效僅維持了半個多小時。以後美元重新下跌。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在3個多小時內分別在美元兌馬克的匯率1.4715、1.4730和1.4770等處4次干預市場,拋馬克買美元,但僅僅使美元略有反彈。在這次干預中,美國等工業國家共動用了10至15億美元。然而,兩天以後,美元又跌過干預前的最低點。

這次干預之所以失敗,除了上面所說的屬於不改變政策的干預外,外匯市場對這些干預早有期待也是個重要原因。對外匯市場來說,最能推動市場的是突發性事件,而預料之中的事件往往會提前反映到外匯行市中去。這是第一次干預比第二次干預有效一些的原因。而這兩次干預最終不能改變美元的弱勢,原因是中央銀行不能使外匯市場相信,美元的匯價應該比市場價高一些。

(2)1992年9月歐洲貨幣體系成員國對外匯市場的干預

1992年9月歐洲貨幣體系出現危機,外匯市場猛烈地拋售成員國中幾乎所有的疲軟的貨幣,英鎊、意大利裡拉、愛爾蘭鎊等無不出現大幅度幣值下跌的情況。受其株連的是非成員國芬蘭等國貨幣,在外匯市場上也出現大跌,迫使這些國家宣布脫離與歐洲貨幣體系的自願掛鉤。這次干預中,歐洲共同體的成員國幾乎都花了很大的代價。德國中央銀行花了120多億美元,英國花了近60億,而法國向德國中央銀行借調外匯進行干預的錢,到11月初才還清。這次干預使歐洲貨幣體系的矛盾有所緩和,但遠遠沒有解決問題。

中央銀行直接干預外匯市場所反映的根本問題是,既然在市場經濟和浮動匯率制條件下,外匯匯率應由市場本身來決定。如果相信市場的供求關系會自動調節外匯的長期匯率,中央銀行的直接干預充其量只有短期效應,或緩和猛烈的漲勢或跌勢,而從長期來看是徒勞的。要真正控制外匯匯率,對中央銀行來說只有實行固定匯率制。而固定匯率制在目前的世界經濟形勢下是否行得通,是經濟學研究的另一個問題。但是,對外匯市場的投資者來說,認清中央銀行干預外匯市場的原因、途徑、效果和規律,對提高投資效益是很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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